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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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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 978750977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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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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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基本信息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外文书名: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平装: 430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509779811, 7509779812
条形码: 9787509779811
商品尺寸: 22.8 x 15.6 x 2.2 cm
商品重量: 558 g
品牌: 汉唐阳光

编辑推荐

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获得者
“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度致敬图书、“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作者周锡瑞先生作品。

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早在1943年的政治和社会里已见端倪？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蒋介石把新疆回归中央称为民国建立以来的“最大成就”？
康生被称为“延安的铁菩萨”，他在整风运动中是如何抓特务的？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救国或饿死人民？
1943年的重庆，通货膨胀、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是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的？
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是如何走光明之路的？
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作者简介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等。
曾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等。
2014年8月，《叶》中译本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获誉无数：摘得“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度致敬图书、“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等殊荣。此外，该书还获评国家图书馆特别推荐图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入围图书。

李皓天（Matthew T. Combs）
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担任《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编辑（Book Review Coordinator 和 Digital Editor），圣迭戈州立大学硕士。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19 世纪的帝国主义、“自由贸易”和技术如何在东亚地区创造出塑料，并推动了电影底片和火药的发展。

前言

导论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
本章概述了 1943 年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以蒋介石日记和他的活动为中心分析了蒋的对日战略和与中共的冲突，着力关注蒋介石政权的性质以及他本人在 1943 年做出的重要决定，即推翻了先前撤换史迪威的打算，并且放弃了对延安发起进攻的计划。
第一章蒋夫人访美
本章分析了蒋夫人的美国之行，注意到美国媒体的热烈反响和蒋夫人对美国民众的独特魅力。虽然她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曾私下里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反感，但她美丽、坚强和谈吐不凡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成为战时中国的世界性代表。
第二章新疆和“自由中国”的救赎希望
本章研究了中国收回新疆主权的行动。新疆在过去十年间几乎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国民政府重新控制了这个资源大省，并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也因此，蒋介石把新疆回归中央称为民国建立以来的“最大成就”。
第三章帝国VS.民国：香港在同盟国之间
本章讨论了新约中令中国人最为失望的部分：英国拒绝归还香港，甚至不愿放弃对新界的控制。1943 年，中国的战局和内政开始逐渐恶化，使其难以在急需战争援助及长期领土要求与民族尊严中找到平衡。英国最终在香港问题上的胜利，也非其强硬政策所致，而是缘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战局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罗斯福突然去世，以及中国的内部危机。
第四章把三民主义写进法律：司法改革和领事裁判权的终结
本章研究了新约的核心特征：治外法权的废除。西方列强曾一再宣称，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不受政治干涉和腐败侵蚀的法院之前，外国公民免于中国司法系统的审判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最终治外法权的废除并非在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司法系统恢复了信心，而是出于盟军的政治决定，意在提升战时中国的士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废处治外法权的同时，国民党却在推行司法党化。
第五章辩论《中国之命运》：在抗战时期书写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历数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且称赞了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拥有了完整主权。蒋撰写此书费时颇多，书成后极为自得。但是是书最终却招致来自中共、知识分子、日方和盟国的多方批评。尽管以上各方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彼时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然而中共和日方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同点。

第六章延安的铁菩萨：在整风运动中抓特务
本章讨论了1943年康生等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抢救运动”：以挽救那些被国民党派来刺探中共消息的特务。作者讨论了国民党试图向陕北进行渗透的努力，以及蒋介石准备对中共发起的军事攻势，认为中共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保持警惕不无道理，但却夸大了内战的紧迫性。其结果导致了搜捕特务的行动演变成政治迫害，使很多人屈打成招。

第七章激辩宪政与民主：抗战末期的宪政运动1943-1944 /
到了 1943 年的秋天，蒋介石放弃了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做法，转而采取包括向宪政过渡在内的政治途径。本章研究了 1943 至 1944 年由国民党发起的宪政运动，以及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这一运动来宣传他们政治自由和经济民主的主张。最终，知识分子为何又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转而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第八章 1943年的重庆：民生、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
本章通过对重庆通货膨胀的研究，论证了急剧的通胀是如何影响饮食、住房和健康水平等民生问题，以及适得其反的限价措施让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与中产阶级的惨状相比，通货膨胀对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大企业工人的工资与通胀水平挂钩，而农民可以依赖自己出产的食物。
第九章救国或饿死人民？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
本章生动地叙述了河南农民的悲惨处境。《大公报》记者对河南大饥荒的尖锐报道导致报社一度停刊，外国媒体对饥荒的报道则令国民政府颜面扫地；而国民党一心保障军粮配给的做法无疑加重了饥荒。本章还讨论了中共在河南的救灾措施。
第十章走光明之路：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
尽管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沦陷区有些人的考量却并非都是政治性的。从王明道坚持独立于日本支持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中就可见一斑。王明道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信仰原教旨主义，反对他的教会与任何其他团体发生联系。通过关注王明道这样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牧师，可以得出，政治生活和爱国主义并非对那时的所有中国人都很重要。

第十一章中国的卡萨布兰卡：广州湾的难民、匪帮和走私客
本章讨论了广州湾是如何从一个东南沿海的法国租界地，转变为一个战时的避难所和连接国统区与沦陷区的走私通道。在这里我们能够理解战争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民众意味着什么。在广州湾，走私行为远远盖过了爱国主义抵抗；地方精英和盗匪有着自己的生存策略；当地国民党官员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相互猜忌、派系纷争和腐败横行的世界里……
第十二章蒋介石和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从多个角度体现了 1943 年中国的不同面向。从某方面来说，它意味着中国成功跻身于大国政治的精英俱乐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平起平坐，蒋达到了他的巅峰时刻，而这样的礼遇在数年之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开罗会议上同盟国决定，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回东北和台湾的主权。然而蒋和他的亲信在这一重要关头却表现不佳：蒋孤陋寡闻、优柔寡断并且不愿意采取统一的军事战略来抗击日本。

序言

前言
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1943这个年份通常被一笔带过。获得极大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爆发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与帝制崩溃的1911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1949年，以及毛泽东去世后改革开放展开前的1976-1978年。在本书构思之初，我的同事们的反应是，“为什么写1943？”很少有人能说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被遗忘的年份上，我们将会发现什么？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在早先岁月的政治和社会中就已露端倪？这些都是《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书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削弱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规模。1937年抗战之初，蒋介石是中国当仁不让的领导人。全国上下团结在他坚决抗日的旗帜下。国际上，蒋是当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苏联也迅速地给予他包括枪炮、坦克和飞机在内的大批军援。与之相对，中共则是一群衣衫褴褛却精力充沛的长征幸存者，面对着陕北贫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窑洞里。但抗战结束时，中共却拥兵百万并且在敌后开辟了很多坚实的根据地，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则日益被视为一个腐败无能的自利型专制政体。其政权合法性不但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还遭到汪伪政府亲日派、知识分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质疑。
抗战期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历史的潮流远离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靠近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某个时刻，中国政局到达了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目前大多数叙述都把这一焦点集中在1944年：蒋的部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史迪威将军的撤换引发了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知识分子在重组的民盟下开始活动；中共开始筹备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年以来，战时中国的历史叙述深受三位美国记者作品的影响：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莱姆·裴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其中当属白修德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国的惊雷》影响最大。该书把中国抗战塑造为“蒋介石的悲剧故事”，蒋本人作为一个清廉自律的独裁者领导着一个充满“封建意识”、派系纷争和日益腐化的政权。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 Davies）也有类似的对国民政府的大量批评。这些材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于战时中国的认识，这种影响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战时情报协调局官员的身份驻华）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体现。这种观点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该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越战的高峰时期，它明显地反思了美国20世纪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了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国将军是如何徒劳地试图拯救一个腐化而保守的亚洲政权，而后者正面临着外敌入侵和内部共产党的挑战。
近年来，上述的观点——自负而独裁的蒋介石领导着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陶涵（Jay Taylor）近期出版的蒋介石传记广泛使用了蒋的日记，该书以极度同情的笔调把委员长塑造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儒家”和“拥有战略视野的国家领袖”。重要的是，陶涵对史迪威颇多批评，在书中除了恰当地批评史迪威“粗鲁无礼”，还认为重开滇缅公路的战役不过是史迪威一厢情愿地为自己1942年的失败复仇。在中文方面，齐锡生的作品以详尽的细节描述了战时的中美同盟关系，对蒋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同时批评了史迪威在目前的作用以及马歇尔的总体战略。其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是一批英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他们开始挑战“史迪威-白修德范式……（所描述的国民政府）军事无能、政治腐败、执着于打击中共、独裁主义，以及盲目拒绝抗日”，并且将关注点带回1944年。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重点研究了民国的军事史。方氏的《战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1925-1945》以“重访史迪威”为头一章标题，抛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美国的进攻性意识形态”和记者与军事领导人的轻视中华文明的“东方主义话语（Orientalist discourse）”，导致他们过分低估了蒋所执行的抗日战略。在方氏看来，独裁和腐败并不是研究国民党政治的有效概念。该书认为截至1944年，蒋介石在抗日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直到史迪威把所有的资源用于缅甸战役，使得中国中部防线在“一号作战”面前门户大开。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也同样批评了“史迪威的错误战略”。他认为在盟军的全球战略中，中国战场“处在二等，甚至是三等的地位”。米特总结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蒋介石政权的缺陷和衰退。”
陶涵、齐锡生、方德万和米特的研究的确摧毁了史迪威神话：后者绝非是一心为了中国而进行的一场英雄主义式的奋战。但是难道史迪威和缅甸战役是导致蒋介石政权衰落的主要因素吗？在我们看来，史迪威的错误似乎并不能证明蒋的长处。那种把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看作是美国记者、政客和军人“东方主义”偏见的产物并加以摒弃的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这样的偏见当然存在，在史迪威日记中也显露无遗。但是类似的对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腐化、士气低落、逃避责任和官僚主义——在当时的中文资料中同样可见，甚至不乏出现在蒋的演讲和文稿中。
最重要的是，本书的前提在于：1944年的危机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为了理解它，就要将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垮台和中共的胜利在1943年就已经成为定局。如果后来事态发展有变，历史完全可能再次倒向另一方。本书各章的意图在于提出一些新的历史转折点，而不是把历史的必然性重新放置在历史进程的某一特殊点。通过深入研究那些影响了国家历史叙事的事件，我们发现，很多历史人物如果做出了不同的决定，那么历史的进程很有可能改变。本书同样表明，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们就能发现该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作用。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我们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

文摘

亲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重庆市民1943年日常生活状况的一个窗口。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尽管对各阶层人们的影响不尽相同。在重庆生活的人们共同经历了大轰炸，但是轰炸仅限于夏天而且次数在1940年之后锐减。当时人们面对防空警报已经习以为常，能冷静地跑到防空洞里，伤亡人数也很少。如前所述，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1943年8月后就结束了，但是通货膨胀却没有停止：1943年的物价以每月10%的速度持续上涨。不管是购买粮油、车票，还是一顶新帽子，上涨的物价都是生活的现实处境。1943年1月，据重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通货膨胀的问题比战争还严重。”通过研究人们在通货膨胀下的经历揭示了大多数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凸显出政府在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方面的失败。

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是中国国民党的大本营。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是重庆接纳的唯一逃亡者：重庆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各地的逃难者。人们逃往重庆是因为他们把这里看作抗日的象征和国家的希望，正如老舍在1942年的戏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表达的那样：主人公们试图逃离沦陷的北平，投奔重庆。在剧终，重庆似乎取代了天堂，正如将死的吴凤鸣最后说的：“还是我先到了重庆。”

战时重庆80%的人口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逃难者。重庆这个容纳了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以及其他地区居民的大熔炉俨然成了中国的缩影。重庆并不是唯一经历通货膨胀之痛的城市，甚至也不是最严重的。但是由于重庆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战时逃难者，随着他们在战后返回家乡，痛苦的记忆也传遍了全国。而且正因为重庆是陪都，人们对政府没能控制通货膨胀就更加难以原谅。

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与魏玛德国的比较

“通货膨胀”一词的本义是“膨胀”的货币供给；更广泛的意思是价格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是通过计算“篮子商品（例如食品，衣服，住房，建材，交通以及燃油）”平均价格的年度增长率得出的。大多数现代中央银行认为每年“较低但是积极”的1%-3%的通货膨胀率是健康指标。通货膨胀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税收，因为贬值的货币价值将财富从持有货币的公众手里转移到发行货币的政府。尽管二战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但是它却满足经济学家眼中恶性通货膨胀的两个条件：第一，通货膨胀的长期程度，即保持5年以上超过20%的年通胀率；第二，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即通货膨胀期间1-2年（或更长）的年通胀率达到80%-100%（甚至更高）。事实上，从1939至1945年，连续7年重庆的通胀率都在100%以上。

迄今，关于通货膨胀研究最充分的案例是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后者的通货膨胀通常与政治不稳定和纳粹的兴起相关联。尽管德国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始终经历通货膨胀，但是最严重的情况直到1922至1923年才出现，通胀率达到每月300%以上。魏玛德国的例子说明，通货膨胀通常（但并非总是）和战争有关，而且并不一定都是坏事。研究一战德国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通货膨胀对于战后德国利大于弊，例如吸收战争消耗，抚恤遗孀，等等；在1922年通胀率急剧上升以前，通货膨胀并未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与战时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40年代初，美国的年通胀率约为9.6%；整个战争期间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70%。美国政府通过债务支出而非征税来维持战争开销，利用价格措施和配给制度来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对的是，英国在凯恩斯的建议下，采取高税率、强制储蓄和限价措施来应对战争花费和通货膨胀。结果英国的通胀率维持在每年4.4%，而且生活成本在1939至1945年只上涨了28.4%。纳粹德国在1939至1943年物价只上涨了10%，代价是大多数日常消费品的短缺；低通货膨胀率是通过实行严格的食物和消费品配给实现的。弗兰兹·纽曼（Franz Neumann）在1944年10月写道，由于限价措施和配给制度，“实际上，德国现在并没有通货膨胀”。

与战时欧洲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相比，1937至1945年重庆平均年通胀率高达150%以上；1945年的物价水平超过战前（1937年）2000倍以上。重庆平均每个月的物价涨幅已经达到了美国每年的通胀率（甚至更高）（参见相关数据）。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于1942年秋季公布了《限制物价办法》并于1943年1月15日正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