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10月1日)
- 外文书名: Az igazi/Judit…és as Utóhang
- 丛书名: 马洛伊作品
- 精装: 543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32
- ISBN: 9787544756815
- 条形码: 9787544756815
- 商品尺寸: 23.2 x 16.7 x 2.8 cm
- 商品重量: 717 g
- 品牌: 江苏译林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马洛伊·山多尔是匈牙利最后的布尔乔亚，与茨威格、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齐名。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作家黄碧云评价：“马洛伊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作者。我比较喜欢读寂寞的人写的小说。因为寂寞的人不为任何人而写。甚至不写。”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是马洛伊特别偏爱，用四十一年写就的作品，写给真正的精神贵族。爱情不堪直视，孤独才是唯 一真相。马洛伊以细腻的文字，节制的表达，磅礴的情感，书写爱的危险、狡黠、颓丧和悲凉。
名人推荐
马洛伊•山多尔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作者。我比较喜欢读寂寞的人写的小说。因为寂寞的人不为任何人而写。甚至不写。
——黄碧云
媒体推荐
马洛伊·山多尔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作者。我比较喜欢读寂寞的人写的小说。因为寂寞的人不为任何人而写。甚至不写。——黄碧云
作者简介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
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然而一生困顿颠沛，流亡四十一年，客死异乡。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坛巨匠，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五十六部作品，死后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他亦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他的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
他质朴的文字蕴藏着千军万马，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他写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辩证，阶级和文化的攻守，冷静的叙述下暗流汹涌。德国文学批评界说他与茨威格齐名，另有批评家将他与托马斯•曼、穆齐尔、卡夫卡并列。因为他，二十世纪文坛大师被重新排序。
目录
真爱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尤迪特……和尾声
尤迪特
尾声
后记
后记
后记
流亡的骨头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 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 ）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 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 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再说，纠正错译正好强调了简体译本的权威性，能与“转译本”相区别。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 ，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 年，马洛伊写了《真爱》（Az igazi）；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Judit…és az utóhang）。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 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 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 年4 月11 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 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 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 ）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任布达佩斯戏剧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欧洲不回答》、《密谈》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等。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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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 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 译为“中产者” 、“破落者” 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1916 年11 月21 日，马洛伊正在国王天主教中学上文学课，校长走进教室宣布：“孩子们，全体起立！国王驾崩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可以回家了，明天学校放假。”马洛伊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并不清楚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的死意味着什么。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马洛伊就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 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1918 年1 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d.n ）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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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 年10 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 ）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 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 L.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审判》，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1921 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1922 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亲戚们》，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 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追忆似水年华》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马洛伊在1924 年6 月20 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 ）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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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 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 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 的领土和64% 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1928 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 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 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 年至1935 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 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 年后的删节本。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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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 年回国，到1948 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 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 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 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
《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真爱》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草叶集》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 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草叶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 ）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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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34 年10 月12 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父亲》。
1930 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 年10 月17 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 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 年2 月28 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
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
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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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3 月19 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 月19 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 ）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 年2 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 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 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 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 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 年8 月31 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 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 年。1949 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 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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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 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 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
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
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1956 年10 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 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1973 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 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 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 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20 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圣热内罗的血》（1965）、《卡努杜斯的审判》（1965）、《在罗马发生了什么》（1971）、《土地，土地……！》（1972）、《强壮剂》（1975）、《尤迪特……和尾声》（1980）、《三十枚银币》（1983）、《青春集》（1988），诗集《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先生》（1960）、《海豚回首》（1978），戏剧《约伯……和他的书》（1982），以及1945 至1985 年的《日记》。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
其实，《尤迪特……和尾声》是《真爱》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 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真爱》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 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 年1 月4 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 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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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
1989 年1 月15 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
2 月20 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V.r.sváry István ）夫妇，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我心灰意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始终疲乏无力，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这个我想尽量避免。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马洛伊·山多尔。”
2 月21 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态成为不朽。“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马洛伊生前曾这样说。1942 年，他还写过一首《在考绍》的诗，在中年时就平心静气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轮回：
严肃的，令人回忆的
与亡者以你相称的
与先人相互慰藉的
骄傲和独一无二的
旅行，这也是宿命——
我从这里开始，或许
也在这里结束。
就在马洛伊离世那年的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也发生了体制改革，苏联从匈牙利彻底撤军。他自由的梦实现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从1990 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还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奖章颁发给亡者。从某个角度讲，马洛伊这根流亡的骨头以他的坚韧不屈，战胜了残酷的时间与喑哑的体制。匈牙利还设立了慧眼识珠的马洛伊文学奖，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总共写了五十多部作品，长达十几卷的《日记》更具有历史、文学和思想价值。作家去世后，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 至1989 年的《日记》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解放》，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死亡的诗人仍在勤奋工作”，这是马洛伊曾经形容他的文学启蒙恩师科斯托拉尼·德热而写下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也写给了他自己。
很希望译林出版社的这几本马洛伊作品只是我们认识马洛伊的开始，也希望这位已成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过文字坐到我们中间，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即便因为他，我也愿相信：存在天使。
2014年11月22日，布达佩斯
文摘
真 爱
第一部分
嘿，你看看那个男人！等一下，现在先别往那儿瞧，你转过来对着我，咱们接着聊。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也不希望他和我打招呼。现在你可以瞅瞅他。是那个矮墩墩的、穿貂皮领大衣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会是他呢？我说的是那个瘦高个儿、面色苍白、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他正在跟那位苗条的甜品店金发女服务员说着什么，让她把橘皮蜜饯打包。哎，真怪，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个。
你怎么了，亲爱的？没事，等一下，我擤擤鼻子。
他走了吗？他要是走了，你就告我一声。
他在付账吗？……你告诉我，他拿的是什么样的钱包？你好好盯着，我可不想朝那边看。不会是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吧？……对吗？你看，这可真让我感到高兴。
我为什么高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当然啦，那个钱包是我送给他的，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十年了。我还爱他吗？……还真让人难以回答，亲爱的，是的，我相信我还爱着他。他已经走了吗？……
他要是走了，那就太好了。等一下，我在鼻子上补点粉。能看出来我哭过吗？真是愚蠢！但你知道，人呐，就是这么愚蠢。当我看他的时候，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能不能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个人是我的前夫。
你说，我们来一份开心果味的冰激凌怎么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冬天不能吃冰激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冬天来这家甜品店吃冰激凌。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本来就喜欢冬天到这家店里来小憩，通常在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尤其在分手后的这几年，当我变得形单影孤之后，我对这家摆满上世纪家具的红色沙龙更是喜爱有加，还有这里上了年纪的女店员。在这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广场上的大都市景象和进店出店的穿梭人流，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这一切都蕴藏着一丝暖意和某种不易察觉的世纪末气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煮的茶是最 好的？……我知道摩登女性不再去甜品店了。她们都去咖啡馆，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午餐喝四十菲列的黑咖啡，再配上一道沙拉，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仍属于另一个世界，仍需要精致典雅、摆满了老家具和玻璃橱柜，挂着红色丝绒壁毯，常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甜点店。我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出，我在冬天有时来这里坐一坐，心情该是多么舒畅。有一段时间我常跟我丈夫在这里见面，六点钟后，他下班之后，那是我们的品茶时间。
我敢肯定，现在他也刚从单位下班过来。七点过五分，这是他的时间表。我直到今天都对他的所有动向和行踪了如指掌，仿佛我过的是他的生活。六点零五分，他招呼衣帽间的服务生为他刷刷大衣和礼帽，并且帮他戴上。从机关出门后，他先把车打发走，随后步行回家，因为他想透透气，让脑子清醒清醒。他很少步行，所以才这样苍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我就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跟他说话，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他说过话了。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离婚方式，离婚之后夫妻俩挽着手臂离开法院，接下来一起去城市公园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他们对彼此是那么样的喜欢和在乎，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吃完饭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另一种品性、另一种脾气的女人。我不相信，一对夫妻在离婚后还能成为好朋友。婚姻就是婚姻，离婚就是离婚。这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当然，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看，我不相信人类发明出来、并且惯性地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一向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不仅是教育、信仰使我相信这点。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还因为我是女人，我认为离婚也不完全是流于空洞的形式，就像登记注册以及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仪式一样，婚姻使双方的灵魂和肉体紧密相连，而离婚则完全彻底地将彼此的命运分开和割裂。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一刻都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我跟我的丈夫仍然是“朋友”。当然，他仍然表现得礼貌体贴，并且非常慷慨大方，仿佛理所应当或习以为常。但是我既不礼貌，也不慷慨，我连钢琴都搬走了，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报复心非常强烈，甚至想把整座房子都搬走，连窗帘也不留下，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带走。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他的敌人。现在是，永远是，直到我咽气为止。千万不要友好地请我去城市公园的饭店去吃饭，我可不是那类造作的女人，她们离婚之后还去前夫家里，如果用人偷了他的内衣，还要帮他收拾整齐。即使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可惜，即使哪天我听说他病了，我也不会去他那里探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懂吗？这本身就无法让人心平气和。
等一下，我还是收回刚才说他生病的那句话吧，我不希望他生病。如果他真病了，我还是会去他那里看他的，去病房探望他。你笑什么？你在取笑我吗？因为我希望他病了就可以去探望他？是的，我当然这样希望，直到死我会一直怀着这个希望。但他还是不要真的生病为好，你看，他的脸是多么苍白啊……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苍白。
我想告诉你整个故事。你有时间吗？我，很遗憾，我拥有太多空闲时间了。
哦，冰激凌来了。你知道吗，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关工作，而你马上去了美国。我记得那时我们还鸿雁传书，联系了三四年，对吧？我们之间是那种病态、愚蠢的青春期爱恋，但现在我对这种爱可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似乎一个人没有爱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们家非常富有，而我们家只是普通中产阶层，拥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从走廊进来直接就是家门。我很仰慕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崇拜是情感联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也有一位女佣，但是她用的是我用过了的洗澡水。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贫穷和富有之间有很多可怕的精细的亚层。在贫困里面，再往下数，你认为还有几种可以细分的层次？……你是富人，你不会理解每个月收入四百到六百之间的巨大差距。每个月收入两千和一千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我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家是每月收入八百的阶层，而我丈夫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五百，我必须要适应这种差距。
他们家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家的截然不同。我们租的是公寓房，他们租的别墅。我们有一个阳台，种着天竺葵，他们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两坛鲜花和一株老核桃树。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冷藏柜，夏天必须自己买冰块放进去用来降温，而我婆婆家里有一台小电冰箱，可以制出漂亮、整齐的四方冰块。我们家里有一个负责打点所有事务的用人，而他们家却有一对仆人夫妇，分别担任用人和厨师。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们有四个，加上客厅实际上有五个。他们的客厅门上挂着雪纺纱窗帘，宽敞明亮；我们家只有一个前厅，冷藏柜也摆在那里——就是普通佩斯家庭那种光线昏暗的前厅，角落里摆放着鞋刷子盒，还有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挂衣架。我们有一台三管收音机，是我父亲分期付款买来的，只能“接收”它感兴趣的电台；他们家的收音机有柜子那么大，就像一件家具，同时具有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功能，靠电流运转，可以更换唱片，在房间里甚至能欣赏日本歌曲。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要生存要活下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如何优雅地、有教养地、循规蹈矩地、始终如一地生活，而后者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巨大的差别，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
有一次，吃早餐时，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他对我说：“我对餐厅里那些紫红色的椅套感觉有些厌倦，它们过于鲜亮刺眼，仿佛有人在那里一直尖叫。亲爱的，你去城里转转吧，找些别的椅套在秋天用。”
他要把十二个“让人有些厌倦”的椅套全部换掉。我困惑地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目光严肃，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确——我不否认——那个惹他心烦、让他焦虑的刺眼颜色是有一点俗气。那是我母亲选的，椅套还是全新的。他离开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是傻瓜，我清楚地知道，他想通过这个对我表达什么……他想说的话，不能用直接、准确和唐突的言语来表达，即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品位上的差距，我来自另一个世界，即使我懂得并学会了一切，即使我跟他一样也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一个层次，由于一个他所喜欢的、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色调差别而使我跟他变得判若云泥。与贵族相比，市民阶层对这些细微感受的差异尤其敏感。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实自己，而他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市民永远要迫不得已地去争取去储蓄去积累；而他，事实上既不属于要靠奋斗生存的第一代，也不属于靠储蓄和积累苦熬的第二代。这些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当时他在阅读一本德文书，并且宣称他找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因此我挖苦地问道：“那么，你真的相信你了解了自己？……”
“当然了解。”他回答说。在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如此炙热，以致让我几乎为自己的提问感到追悔。“我是一位艺术家，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表现的艺术形式而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就会面临危机。”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对此根本不理解。他既不写作，也不绘画，更不演奏音乐。他鄙视艺术爱好者，但是他阅读很多书籍，“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这是他最喜欢的词——对我来说他实在是有些过于系统和有条不紊了。我喜欢阅读，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心情而定，而他阅读，仿佛要履行生命中的一项重大义务。如果他开始阅读一本书，他从不会放弃，会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即使那本书很无聊或者令人生厌，他也要坚持读完。阅读对他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如此尊重每个字，就像神父对待圣书一样虔诚。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绘画，以同样的意志力前往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他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由衷地感兴趣，他对所有涉及灵魂的事情都满怀激情；而我，却只对他感兴趣。
第二部分
喂，你看那个女人！现在他们走向旋转门。那个金发、带着圆帽的女人？……不是，另外一个，高挑身材，穿着水貂大衣的女人——是的，那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女子，她没戴帽子。他们现在上了车。那个矮壮的男子帮她上车，对吧？之前他们一起坐在角落的桌子那儿。他们一进来时我就发现了他们，但是我不想说什么：我认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但是，现在他们走了，我可以说了，就是这个男子，我和他有过一场既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决斗。
为了女人？……是的，当然是因为女人。
但也并不见得这么肯定。那时我想杀人。不一定是这个粗壮的矮汉子。他对我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正好撞到我的手上。
我是否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是谁？……当然可以，我的朋友。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但不是第一任，而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我们离婚三年了。决斗后很快就离异了。
我们再来一瓶蓝茎葡萄酒吧，你想喝吗？……午夜之后，这家咖啡馆一下子变得空寂和冷清。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时，还在当技术员，在冬末化妆舞会狂欢节期间。那时女人们也常到这个著名的地方来，她们就像拥有五彩缤纷羽毛的夜晚的小鸟一样，既让人开心，又光彩夺目。之后有几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再光顾过这里。时光流逝，很多东西都变了，场地变得过于花哨，顾客也不一样了。现在那些上流社会、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这里……你知道，那群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我的前妻也来这里。
这酒真不错。这种浅绿色就像暴风雨前的巴拉顿湖。上帝保佑，干杯。
你想让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想听的话。
或许我能和某人诉说此事并不坏，一次足矣。
你不认识我的第一任妻子吗？当然不认识，那时你生活在秘鲁，在修建铁路。你真幸运，在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去了那个广袤和原始的世界。
我承认，有时我很羡慕你。如果那时世界也召唤我，可能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幸福的人。然而我却留了下来，守护着某种东西……直到有一天我累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守护任何东西了。我守护的是什么？一家工厂？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拉扎尔，是一名作家，你认识他吗？听说过他吗？你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活在秘鲁！我非常了解他。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这个人试图反复证实，我是一名守护者，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看管者，一个市民。因此他认为，我要留在家里。但也未必完全如此。
只有真相、现实是确定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对真相做出的解释是一种无望的文学。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我读了很多书，我看了所有落在我手上的书籍。我担心低劣的文学会将虚情假意灌入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中。人类世界人为的悲剧部分归咎于这种谎言的教唆，这些可疑的书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自艾自怜、矫情的谎言，造作的情节，大部分是这些虚假、无知，或者仅仅是恶毒文学教导的后果。在一份报纸上，白纸黑字地推荐了一部骗人的小说，在另一页，每日新闻栏目中已经可以由此读到结局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悲剧，她喝下了洗衣服用的碱水，因为被木匠抛弃；或者是发生在一个政府首脑顾问妻子身上的意外，她吞下了佛罗那安眠药，因为著名的演员未来赴约。你为什么用那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你问我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东西？文学？那种被曲解的悲剧叫作爱情？或者简单地说叫人类？……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不轻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在我的余生里，我也愿意献身于某种激情。这种激情是对真相的热情。我不能再忍受自己对自己说谎，这不是文学，也不是女人，只是我根本不能忍受自欺欺人了。
你现在对我说，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别人伤害了我。也许是这个女人，我的第二任妻子，或者第一任。我在某些事上遭受挫败，导致自己孤独一人，经历了严重的感情打击。我心怀怒火，不再相信女人，不再相信爱情，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你认为我是一个可笑的、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你想小心地提醒我，人和人之间除了激情和幸福还存在其他东西，还有博爱、耐心、怜悯和宽容。你想指责我对于我人生路上出现的人不够勇敢和耐心，甚至现在我变成一头孤独的怪兽，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是我自己的错。朋友，我已经听过这些指控了，我也审视过自己。甚至在拉肢刑架下的人都不可能像我对自己那样真诚。我审视了每一个我有办法靠近的生命，我通过生命之窗窥探陌生人的生活。我并不腼腆谨慎，也不克制不前，我研究和观察他们。我也相信这是我的错。我用贪婪、自私、淫欲以及社会的障碍、世界的组成模式等原因来解释……解释什么呢？失败。每个人的生命早晚会坠入孤独的深渊，就像一个夜行的流浪者落入深坑。你不理解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任何救赎吗？我们是男人，就应该孤独地活着，对于每一件事我们必须准确而且公正地付出代价。我们要保持沉默，而且要忍受孤独、自身的性格以及生命赋予我们的男人的法则。
而家庭呢？我看你想问这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家庭超出个人之上，代表人类生命的最高意义，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呢？人类不是为了幸福而活着。人类之所以生存是为了支撑他的家庭，养育正直的人，所有这一切不要期待换来感恩与幸福。这个问题我将真诚地回答你。我的回答是：你是对的。我不相信，家庭“带来幸福”，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带来幸福。但家庭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任务，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我们是否值得为了这个目标忍受生命中无法理解的困扰以及不该承受的痛苦？我不相信存在“幸福的家庭”。但是，我看到过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人的共生，同时所有人都与其他人对抗地活着，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讲，家庭的每个成员为了彼此而生活，即使有的家庭成员像饥饿的野狼那样斗争。家庭……这是一个伟大的词。是的，家庭或许就是生命的目标。
但是家庭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在这层意义上我甚至没有拥有过家庭。
我观察了很长时间，注意倾听。我听到过那些冷酷、苦涩的牧师反复证明，这种孤独是市民阶层的通病。他们以群体为借口，在那个收容和提升了自我的伟大群体中一下子拥有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你知道，你不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狭义的家庭而生存，而是为了高于个人的理想，为了人类的群体而活。我认真地审视了这个指控。不是从理论的层面，而是从我以实际行动所理解的人生的角度。我观察了所谓“穷人”的生活——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实际上，那种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热量，以及活下来的全部人生感受，比如他们同属于铁路工会或者私企职员养老金协会，而且在国会中拥有他们的代表，可以为他们写下谏言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言——这真是炽热、令人激动的感受，要知道，世界上有数不清的铁路工人和私人雇员，他们都想更美好、更人道地生活，在经历了漫长而苦涩的斗争、不安的争论之后，有时他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真的能得以改善……如今他们不是只赚一百八十潘戈，而是二百一十……是的，向下没有底限。底层的民众很容易为那些减轻了生活残酷性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在那些在机关或行业部门中工作的、跟“上流群体”共生共存的人身上没有发现幸福、火热地活着的感受……我只看到悲伤的、不满足的、愤怒的、坚忍不拔的战斗者，听天由命、垂头丧气、装疯卖傻的人，或者以聪明和计谋反抗着的人。我看到那些人，他们相信，人的命运真会一点一滴地通过意想不到的转折而最终变好。这点没错。但是这种意识并不能除去生命的孤独感。不是只有市民阶层是孤独的。蒂萨河地区的挖土工完全可能和安特卫普的牙医一样孤独。
然后我读到，我也思考过，这可能是文明的孤独。
就像地球上的欢乐之火逐渐冷却一样。有时，在某个瞬间，某个地方，又重新燃烧起来。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对某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充满欢愉的世界的记忆，在那个世界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努力同样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意义。也许是希腊人，是的，可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彼此屠杀，也以同样的方式杀戮外来者，他们卷入一场漫长又血腥的可怕战争中，但是同时他们内心拥有一种欢乐又充沛的群体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从这个词更深层的、更无法言说的意义上讲，连陶器匠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大众的、隐秘的、机械性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如果他们想，每个人都可以洗热水澡，欣赏图画，聆听音乐，在两大洲之间展开对话，新时代的法律保护穷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像保护富人那样……但是请看看那些脸孔！无论你到了世界的哪个地方，在大大小小的群体中，你总能看到一张张焦虑的面孔，那些面部线条上充满了怀疑和紧张，带着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以及扭曲的敌意。这种紧张均来源于孤独。这种孤独是可以解读的，而且每一种解读都可以回答疑虑，但是哪一个都不能真正地称之为原因……我认识一个有六个小孩的母亲，带着这种孤独和孤独感所带来的扭曲的、敌意的面部表情生活着；我认识单身的老男孩，他们连戴手套都带着那种艺术家的精雕细刻，就像他们的整个人生由一系列的规定动作组成一样。当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先知在人类世界中人为地组建起群体时，在这个新世界里连越来越多的孩子也被迫训练这种群体感觉时，在人们的灵魂中这种孤独感会越来越强大。你不相信。这点我很确定。讲述这些我永远不会感到疲惫。
假如我有能力可以对许多人讲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那些神父者艺术家、作家……我将恳求他们，激励他们，相信快乐。忘记孤独、让它消失。也许这不只是空想。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教育，是个觉醒的问题。现在人们目光呆滞，似乎漫游在一种催眠状态中。目光呆滞又充满怀疑……只是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张脸，这张脸上没有这种扭曲、不满足、怀疑和昏沉病态的紧张。
是的，刚才你看到过这张脸。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副假面，一个她所扮演角色的人造假面。当我最早看到她时，十二年前，这张脸是开放的，充满期待，散发光芒，就像一个在生命起点上的人的脸，还没有品尝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不了解苦痛和恐惧。然后，渐渐地，这张脸变得严肃了。她的眼睛开始注意观察一切，那张嘴巴，忘乎一切微微半张的嘴巴闭上了，变得严峻起来。她叫阿尔多佐•尤迪特。她是个乡下女孩。十六岁时到我们家，在我父母家里当用人。我们没有发生关系。你说这是错误的？……我不这样认为。人们常说这样的话，但是人生不能容忍这种下流的诡计。也许我和这个乡下女孩没有关系不是偶然的，之后我和她结了婚。
尤迪特
你在看什么呢，我的心肝？看照片吗？……你安心看吧，至少在我煮咖啡时，你不会觉得无聊。
请等一下，我穿上便袍。几点了？……三点半了？我把窗户打开一会。不，你不必起床，就待在床上吧。你看，那轮满月多么明亮。这座城市在这个时候寂静无声，还深深地沉睡着。半小时后，四点钟，载重汽车开始轰隆隆地响，把青菜、牛奶、肉品载运到市场。但是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罗马还完全沉浸在梦中……在这种时候，我常常无法安睡，因为每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总会从心悸中醒来。你为什么笑呢？不是我们在一起睡觉时的那种心跳……你不要嘲笑我！医生说，当心跳速度变化时，你知道，就好比把变速器从一档转成二档一样。而另一个人……他不是医生……曾经说过，凌晨三点地球磁场发生变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也不知道。我在一本瑞士书里看到过。是的，是那个人说的，他就是你现在手里拿着的照片上的人。
别动，我的天使……你知道吗，你这样用胳膊肘支着，侧躺在床上，头发垂到前额，不知有多么帅气！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像你这样的男性身躯。你的头也是，是的……不得不说，你有一个艺术家的脑袋。你为什么这样狡黠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崇拜你。因为你太美了，因为你是个艺术家。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等一下，让我吻你一下，不要动！不，只是这里，你的眼角，还有太阳穴。嗯，安静一下。你不冷吗？……我把窗户关上吧？外边空气温和，窗外的两株橙子树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辉晕。如果夜晚你不在这里，我常常趴在窗台上，凝望着这条沉浸在月光下宁静、甜美的利古里亚街。就像中世纪时某人沿着房子一侧偷偷溜进来。你知道是谁溜进来吗？……我不想让你笑话我。我不是那么笨，亲爱的，因为我爱你，因为你既是我唯一的，也是我最后的爱人！是衰老，沿着利古里亚街偷偷爬行，爬到我的窗外，爬遍整个罗马和世界的每个角落。
你想知道什么？等一下，清晨装载蔬菜的大货车来了。他是不是我的丈夫？不，宝贝，他不是我的丈夫。另一个人是我的丈夫，在相册角落的那个穿着毛皮大衣的人是我丈夫。他不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是我的第一任丈夫，我现在还冠着他的家姓。他是那个真正的丈夫……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第二个人只是和我结了婚。准确地说，是我收买了他，让他娶我为妻，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国外，需要证明和护照。我已经和第一任离婚有一段时间了。第二任的照片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是否保存了他的照片，因为我后来连看都不想看到他，连做梦都不想见到。如果我梦到他，总是噩梦，梦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连小腹都长满毛发的妇女，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你在看什么？女人走过男人的生命。那么男人……他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歇脚的客栈，而女人只是接踵而来参观的客人。这个人就是那样的。在女人的生命中男人来敲门……谦逊的人会边敲边问：“我可以进来吗？……只待一会！”她透过门缝窥视着，查看是否那个不要脸的男人还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礼帽……当他们发现那个人已经离去的时候，会变得心情糟糕。然后……有时会是很久以后……有一天夜里她打着寒战，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已冷却，她才想起，把那个人赶走真是可惜，因为有他在身旁应该也不坏，冰冷的房间，冰冷的床，可以触摸他，如果他是骗子，是个无耻之徒，那也没关系，只要他在……就像你一样？……感谢上帝，你还在这里，和我一起。你是那么厚脸皮，让我无法赶走你……你冷笑什么？我说，感谢上帝。不要那样讥讽地嘲笑，你这死家伙。
好吧，别闹了。你想我接着说吗？
当然，他们也来敲过我的门，而且还不少。但是第二个，他只是我形式上的丈夫。一九四八年，我带着两只皮箱来到维也纳，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民主的向往。这是贵族生活所留给我的，还有珠宝。
我真正的丈夫？就是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人，穿着毛皮大衣。你说什么？看得出来他是一位绅士？毫无疑问，他正是那类人们常说的绅士。只是，你知道……人们很难说清真正的绅士与那些只是表现得像个绅士，后来被证实并不是绅士的家伙之间的区别。有些富人，风度翩翩，另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既不富有，举止也不是那么有风度，但仍然是真正的绅士。富有、讲究穿着的人有很多，但是绅士却很少。数量是那样少，以至于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稀少，就像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就像我有一次在伦敦动物园里见过的㺢㹢狓鹿。有时我也相信，真正富有的人，并不能彻底成为绅士。穷人中也许有时能找到一两个，但是极为稀少，就像圣人一样。
我的丈夫？我已经说了，他就像一位绅士，但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绅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容易受伤。当他了解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他真正地、无条件地了解我之后，他受到伤害然后离了婚。他在这件事上失败了……他并不愚蠢。他知道，可以被别人伤害或者可以伤害别人的人不是真正的绅士。在我同类的人中也存在绅士，但是太稀少了，真的，因为我们都是穷人，就像田野里的老鼠一样，小时候我们和它一起睡觉，一起生活。
我爸爸是尼尔塞格地区的瓜农，住在地坑里，人们把这种地坑叫“坎那达”。我们就像乞丐一样，在土里挖一个深坑，整个冬天就住在那里，和老鼠一起。但是每当我回忆起父亲，总是把他看成一个绅士，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他。他很平静……如果他生气了，他就打人。他的拳头就像石头一样坚硬。有时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世界抓住了他的手，因为他是个乞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闭着嘴，眨巴着眼睛。他能看书，也能潦草地写下他的名字，不过这些能力他极少使用。他宁愿保持沉默。我相信他也在思考，只是时间很短而已。如果他弄到水果白酒，他一定会喝到失去知觉。但是如果我把所有的回忆拼在一起，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我的父亲，和妻儿老小住在深坑里，与老鼠为伴……我想起有一个冬天，他没有鞋穿，他从乡村邮局局长那里得到一双带洞的雨天穿的胶鞋，他就那样到处走，脚上裹着破布……这个人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他。
我的第一任丈夫，那个真正的丈夫，他把鞋放到鞋柜里，因为他有很多双精美的皮鞋，特意叫人为这些鞋做一只柜子。他不停地阅读，在那些该死的聪慧的书上写着字。然而，他总像是受到别人伤害的样子。很长时间我一直相信，一个有很多精致的物品，一个为了鞋特意去购买一个柜子的男人，是无法受到伤害的。我不是随便提到鞋这个事情的，当我刚到我先生家时，最喜欢的就是这只鞋柜。我喜欢，但是同时也感到敬畏……要知道，我在童年时代很长时间没有鞋。我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得到合脚的鞋，而且是真正属于我的，属于我的财产。那是一双穿过的鞋，副州长夫人把它送给厨娘的。纽扣式的，那时人们还穿这种样式的鞋。厨娘穿着挤脚，一个冬天的早晨，当我到州长家送牛奶时，她可怜我，把这双漂亮的鞋送给了我。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当布达佩斯围城战结束后，我找到我的巨大的立式皮箱，后来当我逃离民主时，不得不把这只皮箱留在了布达佩斯。这只皮箱在封锁之后毫发无损，里面装着我所有的鞋，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好吧，关于皮鞋的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怎么到我先生家的？是的，当然不是被叫过去当妻子，这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只是后来我才成为那座房子的女主人、妻子、夫人，是的，尊贵的夫人……当时我是去当女佣，干杂货的仆人。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告诉过你我当过女佣。也不是真正的仆人，只是在厨房帮佣，一个年轻保姆。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我的甜心，那是一个真正的有钱人的宅邸。我可以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个家，那里的习惯，他们如何起居，如何吃饭，他们感到百无聊赖，他们相互交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座房子里，我踮着脚尖走路，我那么害怕，不敢吭一声。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我才最终被允许进入里面的房间。因为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在一个精致的家里该如何应对，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要学习。我只负责浴室和厕所。连在厨房也不允许靠近食物，我只能削土豆皮或者帮忙洗碗碟……你知道，我的手好像永远肮脏不堪，而且该担心的是我碰到的东西会被弄脏，但也许他们并不这样想……尊贵的夫人，厨娘和男仆都没这样想，而是我自己，我总是感觉，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我的手并没有所需要的那样干净……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感觉的。在那段时间，我的手红通通的、粗糙、布满了脓包和麻斑。不像现在这样漂亮、白皙和柔软。他们对我的手也从来不曾挑剔过。只是我从来不敢去碰任何东西，因为我害怕，在物品上会留下触摸过的痕迹……我也不敢去碰吃的东西。你知道，医生手术的时候要在脸上绑上马嚼子似的东西，因为害怕他们的呼吸会传染别人……我也是那样屏住呼吸，当我把腰弯向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些他们喝水的杯子，或者他们睡觉的枕头……是的，尽管笑我吧，当我清洗他们用过的厕所时，我也注意不要由于我手的触摸在那洁白、美丽的瓷器上留下任何不干净的痕迹。进入那座精致的宅邸工作后，这种恐惧、小心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当我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这种恐惧、不安某一天会消失，在我成为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成为妻子、尊贵的夫人后……然而不是的，我的小不点，你错了，这些没有消失。那一天到来时，我像很多年前干杂活的时候一样不安。在那个宅邸里我从没感到踏实过，也没感到幸福过。
为什么？在我得到一切，所有好的和坏的时候？受到所有的伤害和得到偿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的心肝。偿还，你知道……有时我相信，这是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一个问题。
请把那张照片递给我。我已经很久没看他了……是的，就是他，我的丈夫。另一个人是谁？那个长着张艺术家的脸的人？……是的，也许曾是个艺术家……这个只有老天知道。但也许，他从来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像你那样从头到尾都充满艺术家的气息。这从照片上也能看出来……他那总是既讥讽又严肃的目光，就像不相信任何事情，不信天也不信地，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还是个艺术家……在这张照片上，他面色有些憔悴，当我给他照相时，他已经老了。他说，这张照片上的他是“使用后”的状态。你知道，就像广告里常看到“使用前和使用后”的面孔。这张照片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拍摄的，在两次轰炸之间。他正坐在窗户旁看书，根本没有察觉我在拍他。他不喜欢被拍照，也不喜欢别人帮他画肖像。他不喜欢当他看书的时候，别人看他。他不喜欢当他沉默不作声的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不喜欢……是的，他不愿意被爱。你想知道什么？……他是否爱我？不，亲爱的，他也不爱我。他只是容忍我在那个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在照片的角落可以看到。这个书架，还有这么多书，在我拍照后不久，都被毁掉了。你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房间也被摧毁了，还有整座大楼，在两次轰炸之间，我们正坐在四层的房间里。你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了。
咖啡来了，喝吧。抽支烟吧，听我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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