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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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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 978721007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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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Overview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代表人物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及其辨证的授课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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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基本信息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丛书名: "慢读"系列
平装: 353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210079705, 721007970X
条形码: 9787210079705
商品尺寸:  23.8 x 17.4 x 2.2 cm
商品重量:  640 g
品牌: 北京斯坦威图书

 

编辑推荐

推荐一:《传习录》——以《王文成公全书》繁体原版为原本
《传习录》以《王文成公全书》繁体原版为原本,全译全注,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是了解阳明心学的必读本。
推荐二:《传习录》——全译全注,深入浅出,更易于理解
鉴于《传习录》原文语言晦涩,难以理解,本书特附注解和译文,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更好地领悟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推荐三:《传习录》——附《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的重要哲学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其心学思想,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有重要影响。《传习录》将《朱子晚年定论》附文后,可以让读者在比较之下更好地理解阳明心学思想。
推荐四:《传习录》——精美手稿大图,裸背线装,精心之作,阅读体验感更完美
多幅作者手记影印图片,精美的裸背线装设计,让阅读更舒适。


作者简介

作者:(明)王阳明(1472-1528)

(明)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至善”是心本体,他反对朱子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的主张,提出“知行合一”,即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从而提出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阳明心学”。

 

目录

传习录上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传习录中
第一卷答顾东桥书
第二卷答周道通书
第三卷答陆原静书
第四卷答欧阳崇一
第五卷答罗整庵少宰书
第六卷答聂文蔚
第七卷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第八卷教约
传习录下
第一卷以下门人陈九川录
第二卷以下门人黄直录
第三卷以下门人黄勉叔录
第四卷以下门人黄省曾录
第五卷此后黄以方录
附录:朱子晚年定论

 

文摘

传习录 上 第一卷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大学》原文。,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见朱熹《大学或问》:“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义外,见《孟子?告子上》第四章:“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精一,义同引言注。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句为朱熹对《大学》篇首第一句之解,原文为:“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者得之。”
【译文】
徐爱问道:“《大学》之中‘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指事事物物都有定理,这好像与您的看法不一致?”
先生说:“从事事物物上去探求至善,是在本体之外。至善是属于内心本体的。只要‘明明德’,并到了惟精惟一的地步便能做到至善。但这也没有离开具体事物。这个注所说的‘穷尽天理,不带一丝一毫的私欲’的人,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心即理也”,此为阳明学说核心主题,是心学与理学最主要分界线。“心即理也”就是说心的本体就是天理。里的主宰处即心,心的条理处即理。。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qìng]定省温凊定省,出自《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译文】
徐爱又问:“至善只从心中寻求,大概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呀?”
先生说道:“心即理。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呢?”
徐爱说:“像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这里边就有许多理在,恐怕不可不细察。”
先生感叹地说:“世人被这种观点蒙蔽很久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使人们清醒的。现仅就你的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事父,不是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事君,不是从君主那里求得忠的道理;交友、治理百姓,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孝、忠、信、仁在各自心中。心即理。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以这颗纯洁无私的心,去做任何事都是天理,事父便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治民则仁。所以只要在心上修习,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徐爱说:“听了先生这番话,我觉得获益匪浅。但以前的旧说仍然纠缠于胸,没有完全去除。例如事父,那些嘘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细节,不也需要讲求吗?”
先生说:“怎能不讲求?但要分清主次,在自己心中去私欲、存天理的前提下去讲求。比如讲究冬温,只要是尽心去尽孝,就怕有个私心杂念去做;讲究夏凊,也只是要尽心之孝,就怕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夹杂。所以凡事讲究就是要讲究内心的纯洁。如果己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颗诚恳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防寒,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会主动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现,但这颗孝心必是至诚至敬的。有了这诚孝的心,就好比有了根本,比如树木,心为根,许多的事情为枝叶,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上说:‘有深爱的孝子,一定有和气;有和气的人,一定有愉悦的心情和脸色;有愉悦心情和脸色的人,一定有美丽的容貌。’必须有深爱之心作为根本,便自然会这样了。”


【原文】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学问思辨,出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唯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事物上探求吗?”
先生说:“己心纯为天理就是至善。怎么从外物上探求呢?你不妨举几个例子。”
朝朔说:“比方孝敬父母,怎样才能保暖避暑,怎样才能奉养正恰,这是必须有个标准的,符合标准了才是至善。所以需要学问思辨去知晓标准。”
先生说:“假若孝敬父母只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正恰,可以一天两天就讲完了,哪里用得着学问思辨?侍奉父母双亲时只要内心纯于天理。这不是什么学问思辨的事,否则一字之差谬于千里。所以即使是圣人,都要加上内心要精纯一致的训条。倘若认为把那些礼节讲求得适宜了就是至善,那么,现在请些戏子来扮些得当的仪节,也可说是至善了。”
徐爱在这天又有所省悟。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唯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译文】
徐爱由于未能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唯贤再三讨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说明。”
徐爱说:“现在人都知道孝父敬兄的道理,行动上却不能孝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已被私欲迷惑了,不属于知行的原意。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是因为不明白圣人所教导的知行。圣贤教人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属于知,喜好色属于行。看见了好的颜色时,心里便已觉得喜好了;不是见了以后另外再起个心意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已经觉得厌恶了;不是闻了以后再起个心意去厌恶它。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也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这只是因为不知臭。这就好像说某人知孝知悌,一定是这个人已经行孝行悌了,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可能只是会说说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行怎么分得开呢?这便是知行的原意。不曾被私意迷惑过的。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可以说是知了,不然,都是不曾知。这都是多么重要的功夫呀。如今,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什么用意呀?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什么用意?若不懂得我立言的宗旨,只管说一码事两码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回事,也只是让人有所区分。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先生说:“这样做就丢失了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有一种人,稀里糊涂去做,全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道理,也只是冥行妄作。所以必须有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异想天开,只会空想,全然不肯亲自行动,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说一下就明白了。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一辈子不能行,也不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种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着这种病症下的药。这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那只是瞎说瞎想而已。”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有如孟子所谓的‘大人格君心’的‘格’,是去掉不正心术,保全本体的纯正。并且在意念中就要除去邪念,以保全心体的纯正,也就是时时处处都要存养天理,即穷尽天理。‘天理’即‘明德’,‘穷理’即‘明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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